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浙江省成为沦陷区，浙江大学举校西迁来到贵州遵义县和湄潭县，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杰出人才，对推动当地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当时的浙大校长竺可桢的倡议下，筹办“贵州省湄潭实用职业学校”，得到了各方面的响应和支持，并商定由贵州省政府出资，浙江大学农学院和中央农业实验所湄潭实验茶场解决师资，地方上解决办学校舍。经数月筹备，这所学校于1943年正式挂牌成立，成为贵州省历史上开办的茶叶职业教育的第一所学校。
办学初期没有校舍，是租用县城湄江河对岸塔坪冯家祠堂作校舍的，一切因陋就简。学校于1943年秋季开始招收茶、蚕两科。虽然是面向全省招生，但由于贵州经济和文化落后，交通不便等诸多原因，生源主要来自湄潭县和毗邻各县。学校对学生每月有3斗米的生活补贴，因此吸引了不少家境困难的学生前来报考。我就是从湄潭中学退学后报考职校茶科的，并成为其第一期学生。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办学条件非常差。除普通课有专职老师外，专业课全部由浙江大学和中农所湄潭茶叶实验场派出老师和科技人员兼任。只有简陋的教室和课桌，没有宿舍和食堂，学生到学校上课要步行两公里以上，午饭多以干粮充饥。除普通课有书本外，专业课没有现成的教材，全靠授课老师编写成讲稿，再刻蜡纸油印而成。老师待遇菲薄，只能勉强糊口。在这样艰难的环境条件下，老师们非常敬业，为培养学生付出了心血，绝大多数学生也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而勤奋学习。老师关爱学生和认真传授知识的精神感染了学生，学生克服困难勤奋的学习的态度也感动了老师。尊师爱生在学校蔚然成风。
办学第二年，为了解决学校没有校舍的困难，上面拨来有限的经费新建校舍。新校址选在距湄潭县城两公里的土坝，前有湄江河流过，背靠打鼓坡茶园，河对面就是浙江大学农学院的实习农场和蚕桑系。这样的环境非常有利于学生学习。为了节约建校经费，邱壁光校长和老师带领学校男同学到距建校工地10公里的湄水沟运木材，借湄水河和湄江河之便，把木料漂流到工地旁边。同学们虽未成年，但对建新校舍都非常热情、努力。当时，是趁湄水河雨天涨水时将木材顺水漂到湄江河，再顺湄江河漂到隔河不远的建校工地。会游泳的同学都要下水负责漂送木材。有一天发生了一件很不幸的事，木料都快到校舍工地了，一位同学却被一根木头撞伤，很快就沉到水底，打捞了很久都没救起来。三四个钟头后，这位同学的遗体才在距建校工地下游两三百米处被打捞上来（这位同学的名字我已记不清了）。
在大家的努力下，只用了一星期时间就完成了运木料任务。经过半年时间，新校舍终于建成了。教室和宿舍为一楼一底，全部是木架竹编墙小青瓦结构，教师宿舍和其它生活用房全部是木架平房。时值学校扩招高农学生，由于缺少经费，学生宿舍只建了一栋，根本不可能设单人床或双人床，只有大通铺。同学们为有这样的大通铺睡觉就很满足了。为了减轻学生生活费用负担，老师纷纷带领同学们利用校舍周边空地种菜，基本解决了吃菜问题。就这样，因陋就简，师生共同面对艰苦的学校生活，开展生动的教与学。一到晚上，老师编写教案和学生自习全靠一盏桐油灯照明。就是这一只碗，一点油，一根灯芯……陪伴我们度过了许许多多挑灯苦读的夜晚，也燃起了我们心中的科学文明之光。
对我而言，吃饭这个大事虽然由学校解决了，但购买学习用品和简单的生活必需品还是没有钱解决。我9岁时父亲病逝了，母亲带着我们3姊妹生活，过得十分困难，再也拿不出钱供我读书。为了完成学业，在班主任谭老师的关怀下，走勤工俭学之路，利用学习之余，学刻写蜡纸和油印。我放弃星期天休息，给我们班上课的几位专业课老师刻印讲义。一个星期天连刻带印可以完成2份，每份刻印40张，可得8角钱，一个月有3元收入。在比较节省的情况下，这笔钱解决了我的生活学习花销问题，支撑我读完了3年学业。
3年学习期间，除课堂教学外，学校更注重实习课，在培养学生的实用技能上下功夫。各专业课都安排有实习，到春茶采制季节，茶科学生停课一个月到湄潭茶叶实验场的茶叶加工厂和茶山实习，在老师的指导下，同工人一起参加采茶、茶园管理和茶叶加工技术。3年下来，我们初步学到了采茶和茶园管理技术；红、绿茶的初、精制技术；还学会了龙井名茶的加工技术。那时除揉茶有手推揉茶机外，其他作业全是用手工操作，劳动强度是很大的。炒茶时因锅温高，双手烫满了水泡，但多数同学都坚持完成了生产实习任务。由于学校采取理论紧密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以学以致用为目的，为同学们日后从事茶叶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3年学茶，使我从对茶一无所知到对茶具有了一定的基础知识和种植、加工技能。我至今仍深深地感激培养我的多位老师。尤为深切怀念已故的第一任班主任李联标老师，第二任班主任谭自力老师，第三任班主任朱源林老师。他们关爱同学，治学严谨，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在茶叶职业教育上为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是我学茶的引路人，也是我立志从事茶叶事业的恩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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