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老师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李联标老师：他上课时瘦瘦的身材站得笔直，特别精神，特别严肃，讲课的风格简直就是演讲。李老师的学术研究能力很强，研究程度很深，在我国茶学界地位很高，在茶叶的植物解剖学等方面做了很多卓越的研究工作。他到美国留学时学的是生物，后来并能和茶叶研究很好结合。李老师在湄潭工作期间，正值日本侵华之际，半壁河山沦陷。他深知，为挽救民族危亡和国家命运，必须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因此，他决心为振兴中华培养人才。教育学生“应当立大志，做大事。……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倡导职业教育，振兴实业。他担任了贵州省湄潭实用职业学校茶科第一期班主任。他深受学生爱戴，师生感情甚笃。他的很多学生后来成了我国茶叶事业的骨干力量。
最难忘的是他给我们上的第一节课。先谈了学茶的意义后，他说：“学茶者不能抽烟，为什么呢？一是因为烟对人体有害；二是对学茶的人而言，不仅仅是对身体有害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影响嗅觉、味觉。学茶，要求通过审评来辨别茶的好坏，假如嗅觉不灵敏，茶是什么香气、什么滋味你就辨别不出来，你就辨别不了茶的好坏。所以，学茶不能抽烟，已经抽了的人要戒烟。”那时学校管理很严格，禁止学生抽烟。有个别同学家境好一些，也有偷偷抽烟的，但都要求戒掉。他这一讲，使我印象极为深刻，几十年来从不沾烟。
李联标老师教书，对学生要求特别严格。当时有月考、半期考、年考，李老师要一张张亲自改批改试卷，不仅要看答案是否正确，还要纠正错别字，一个错别字都不会放过。他要求学生要真正学懂，真正学会，真正掌握。亲自一张张改学生的卷子，这是当时别的老师做不到的。我们班刚入学时有40多个学生，毕业时只剩28个，有的留级了，有的因为学不走、读不下去被淘汰了。李老师的严格在学生中是出了名的。记得他说过：不要以为我们没有正式的课本，但我们用的讲义（教材）也不是随便编的，都是有关茶叶各方面的基础知识，如果不学好和掌握这些基础知识，将来是干不好茶叶工作的。
记得我刚到湄潭实验茶场工作的时候，李联标老师为发展茶叶生产和茶叶科研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当学校里很多人对茶树品种认识还不是很深的时候，李老师力主了一个研究项目——全国茶树品种园建设。只要是联系得到的地方，都想方设法将当地的茶树种子征集到此，使之在品种园里繁衍生息。记得我们学生参观品种园时，李老师对大家讲过：我们中国是茶树的发源地，是产茶大国，也是茶叶出口大国，茶叶在国计民生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要将茶业发扬光大，从产品生产到市场销售，都需要不断提高茶叶的质量和品质。提高质量和品质靠什么？要靠培育出优良的茶树品种。全国茶树这么多，谁好谁差，哪一个品种适合做什么茶？都需要花大力气去研究。建设全国茶树品种园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征集全国茶树品种，通过栽培、加工、研究，从中培育出、选育出优良的茶树品种。
解放后，湄潭茶科所能够培育出419、502、601、701等优良茶树品种，都是因为有了李老师当时打下的茶树品种研究选育这个基础，通过引进新的全国茶树品种，包括云南大叶茶等，再通过栽培、杂交育种培育成功的。湄潭茶科所当时在全国育种方面很有成绩，都是因为有了这么一个基础。没有茶树品种园，没有汇集全国那么多的茶树品种，要研究、培育出这些新品种是不可能的。
当学生时，对李老师的这个研究项目的理解并不深刻。到茶场工作后，协助技术人员搞育种，搞有性杂交、无性杂交，才逐步加深了对这一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可以说，李联标老师是湄潭茶树育种、茶树品种选育领域的奠基人。
解放后，李老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杭州茶叶研究所主持茶叶栽培研究室工作，是所里资格最老的研究员。那时我每年至少要去一次杭州中国茶科所，每次都要去看望他，顺便请教一些诸如茶叶研究动向方面的问题。1984年，73岁的李联标和师母到过贵阳，好像是参加贵州省茶科所为建所举行的庆祝活动和学术报告会，记得全国茶叶科研所的主要负责人都来了。这次活动本来通知我去参加的，可惜的是，因为工作原因未能陪李老师一同参加省茶科所的庆祝活动。参加了省茶科所的庆祝活动后，李老师和李师母从湄潭回到贵阳。我特地把他们接到家里，本想好好陪老师和师母说说话，好好陪他们在贵州四处走一走，看一看。不巧的是，当天接到农业部电话，通知我到北京参加一个茶叶生产座谈会，又不得不去。于是，只得当晚在金桥饭店请老师和师母吃了一餐饭，农业厅领导也参加作陪。第二天我到北京开会，我爱人和小儿子陪老师和师母到红枫湖、黄果树等风景区游览，还拍了一些照片。
这次没能在贵州好好陪陪李老师，实是我一件十分遗憾之事。因为第二年他就与世长辞了。
朱源林老师在李联标老师出国留学后，接任我们班的第二任班主任。记得不到一年，由谭自力老师接替朱老师任我们班的第三任班主任。在这三位老师中，谭自力老师是正儿八经学茶的——复旦大学茶叶系毕业生。他当了我们一年多的班主任。
我们的第三任班主任是谭自力老师。他是一名华侨。抗战爆发后，他完全可以到马来西亚去的，但他不愿意去，而是从上海逃难到了湄潭。是因为他舍不得他热爱的专业。
中国的茶叶专业教育开始于复旦大学。后来，因为复旦大学不设茶叶专业，教茶叶专业课的教授、老师，分别转到浙江大学、安徽农业大学，教授茶叶专业。逃难时，教材带不走，老师们凭着他们头脑里装的知识，自己编写讲义。我当时就帮谭老师刻写讲义。谭老师当时就30来岁，没有结婚。他有些字写得比较潦草，我经常去问他，因此我们关系比较密切。对他的日常生活之事，我能做的都帮他做，如帮他洗衣服，做饭等等。他知道我家境不好。我当时得了贫血，有一次上厕所时头晕跌倒，鼻梁骨都摔断了，鼻子肿得老高。谭老师知道后，见我身体虚弱，就自己掏钱买鸡蛋给我吃，还把家人从国外寄来的一大瓶鱼肝油送给我吃。
谭自力老师对我的关怀可以说是无微不至。我还记得他见我冬天很冷，被子很薄，就把他两件大衣中的一件英国呢的大衣送给了我。这是件方格子的厚实的花呢大衣，穿在身上暖和得很，据说当时价值100块光洋。我当时还不好意思穿出来，因为里面穿的是破衣服，脚上穿的是破布鞋，配不起，就拿来当被子盖。谭老师还给了我一双印度产的高帮皮鞋，皮子非常好，很柔软。可这两件东西我用了不到一年就被偷了，非常心痛：一是现实问题——天气冷了没得穿的；二是把老师送的东西丢了，觉得对不起老师。但老师的关心鼓励着我努力学习，成绩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我跟着谭老师学习直到毕业。抗战结束后，谭老师就回了上海。
另外一位叫谭恕之的老师，他是从厦门来到湄潭的，教我们体育。他对我说，身体要好，除了吃鸡蛋、鱼肝油外，还得加强体育锻炼。谭师母教我们英语，擅长做粤菜，做的菜很好吃。几乎每个星期六、星期天她都要叫我去家里吃饭，给我加强营养。就这样，通过加强营养和锻炼，我的身体开始发育、强壮起来，再不会头昏眼花了。
两个谭老师在我处于困境时，对我的帮助很大。谭自立老师教我们制茶课。因为我刻讲义时经常会去向他求证潦草的字，他都会先于其他同学给我把学习的重点讲一遍。于是乎，他的课程我几乎都要比其他同学要多学一遍，这使我学习提高很快。
谭自立老师解放后先是在外贸部门从事茶叶出口工作，后被下放到云南省茶叶公司从事出口茶审检工作。当时像他这种正牌的茶叶专业的知识分子是少之又少的。
还有个老师叫李梦青，没有直接教过我，但对我的帮助也很大。李老师大学学的是茶叶专业，他到茶校时我已到茶场工作，他常带学生到茶场实习、参观。我们相识后很谈得来，周末他常来找我。后来才知道，他和我最要好的同学何少奇都是中共地下党。他借过一些进步书刊给我看，而当时我一心专注在茶叶上，没有往其他方面去想。他离开湄潭后，还给我寄了半年的进步杂志——重庆编的中共《群众》月刊。一次朱老师发现后还告诫我：不要留存。这可是要杀头的呀！
大概是湄潭解放的半年前，李梦青老师一天晚上到茶场找到我说：“今晚我必须走，特务要抓我。”要我为他筹20块光洋。当时我自己有10块，找两三个同事凑足了20块光洋给了他，他连夜赶到遵义，此后就没有见过面。解放后，他从重庆给我写来一封信，说他在一家报纸工作。当年6月我到重庆出差去看他，不料他两个月前因患癌症去世了，成了憾事。
在湄潭桐茶实验场，我跟着朱源林老师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让我受益匪浅。
朱老师是林学系毕业的，在树木分类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他的老师叫林岗，也在湄潭试验茶场当过场长。林岗编过一本名为《中国树木分类学》的书。朱老师给我讲过，这本书的初稿编出来以后，林岗因为忙于工作和教学，没时间详细考察论证其中一些树木的性状、形态等问题，就把初稿交给朱老师，要朱老师为他把关，提修改意见。他为这本书修改了100多处。这足以说明朱老师在林学方面丰富的学识、扎实的功底和很深的造诣。
树木分类学是很严谨的。什么树属于哪一门、哪个种、哪个科、哪个目、哪个纲，其植物学特征、生物学特性是不能搞错的，非常复杂。跟着朱老师上山，见到的所有树木他都能说出它们的纲目种属，名称特性，对我的提高和帮助非常大。现在我在树木分类学、植物学方面具备的知识，可说是得到了朱老师的真传。这些知识对我以后的茶树栽培工作帮助极大。
朱老师上我们的植物栽培棵，带着我们一帮学生除了传授茶树的书本知识外，还带着我们实习。学习根据茶树特性如何播种、如何移栽，亲手做示范。印象最深的是，茶树移栽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件困难的事，农民对此有说法，说茶树不易栽种成活。对此，朱老师就讲过，像茶树这种多年生植物，没有啥栽不活的，关键是看你是否摸得准它的习性，方法对了就栽得活，方法不对就栽不活。茶树是深根植物，要它成活，首先土壤就必须深耕；树坑要挖得深，土层的保水性才会强，茶树移栽后成活率才会高；另外，茶树的根系要与土壤紧密结合。这三条做好了，保证栽得活。朱老师曾经带着我们做过在一年12个月中移栽茶树的试验，目的不仅是验证是否栽得活，更是观察、探索哪个月份移栽效果最好，既能省工，成活率又高。我在茶场工作了几十年，经常移栽茶树，不仅一二年生的幼茶树栽得活，就是多年的老茶树也栽得活，就是源于当初懂得了其中的原理。而朱老师在这方面的丰富学识、经验及其言传身教，让我记忆深刻，终生受益。
朱老师还带着我做过以提高产量为目标的油桐栽培试验。用植物种子直接培育的幼苗叫实生苗，实生苗有个特点，就是结果率不高，这直接关系到产量。要提高结果率，就要通过有性杂交培育出高产品种，或者通过嫁接提高树木的结果率。跟着朱老师，我学会、掌握了这两方面的知识和技术。搞有性杂交时，我常常爬上高高的树枝采集花粉；因为进行杂交的油桐树开花时间不同，人工授粉的时间也交错，为了保证花粉细胞的活力，我们就利用茶场附近一个山洞里的低温环境贮存花粉。授粉季节一天要跑几个来回。搞嫁接时，其中的多种技术我都学会、掌握了。什么果树的嫁接都能做，而且很熟练。记得当年朱老师一天可以嫁接上千株苗，又快又好，我们年轻人即使技术已经很熟练了也赶不上他。理论功底扎实，动手能力极强，工作非常踏实。这是朱老师最让我们佩服的原因。记得育苗季节，朱老师还和工人一起挑粪上山。一个大学生，一个场长，其作风之严谨，其工作之勤奋，叫人十分佩服。
我为朱老师做得比较多的一项工作，是誊写、刻印试验报告。以当时我的水平，只能在试验中做一些观察数据的原始记录等基础工作，然后由朱老师加以分析总结，形成试验报告。上报当时的中央农业试验所，要求是很高的。我在茶校时曾经为谭自力老师刻写过讲义，仿宋字写得比较规范，刻钢板有经验，就由我来为朱老师刻写、油印上报用的试验报告。一个试验分阶段、月份、年底都有报告。试验完成后，报告往往一大摞，要求文字、数据一个字都不能错。对我来说是磨练，也是培养，这对我成长非常有利。由于有过这段经历，后来我之所以工作报告写得很快，而且改动很少，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个时期的训练。
我在茶校虽说读的是中专，但很多内容如植物病虫害学、昆虫学等学习内容均是大学课程内容。当时，毕竟是中专阶段，很多知识仍学得不深不透，很多东西是在以后的工作中边干边学逐步深化的。所以说，能跟着朱老师这样的名师学习，能感受他们的身体力行，能得到他们的言传身教、手把手的传授，真是三生有幸。
在解放前的三年半里，除了学习制茶外，我大部分时间是跟着朱老师进行油桐育种研究。没有这一段时间的学习，我学不到那么多的专业知识。和同学们相比，几年后差距就拉开了。记得是1956年，解放后第一次评定技术职称。同学们只获得助理技术员（初级）职称，我获得了技术员（中级）职称；1982年，贵州省评定农艺师和高级农艺师技术职称，我顺利晋升高级农艺师。
朱老师既是我的班主任，又是我的顶头上司，我在他身边学习、工作时间最长，受益也最大。解放后，朱老师调到贵州省林业厅从事技术工作，退休后回到家乡浙江金华义乌，被聘为技术顾问。我出差时总要去看看他。朱老师比李联标老师早毕业一两年。如果在世，应该是百岁老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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